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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生院举办第三十期“明德法学博士论坛”

    9月29日上午,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第三十期“明德法学博士论坛”在研究生院二楼会议室举办。本次论坛邀请博士研究生导师、法治学院院长陈玺教授担任评议人,2021级博士研究生尉钏同学担任主持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首先由2020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法治问题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蹇昶、齐飞分别以《立法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研究》和《“新法学”视阈下纪检监察专业建设》做了主题报告。随后的互动提问阶段,与会同学针对两位报告人的专题内容进行了学术上的互动交流,并就关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讨论。在导师点评阶段,陈玺教授对两位同学的发言进行精彩点评,针对论文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并就论文写作规范进行专业性指导。 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明德法学博士论坛”作为研究生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至今已举办三十期,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不断加强,同学们的学术热情持续高涨,论文撰写能力稳步提升,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不断取得新成效。 (供稿:研究生院)

    讲座报告 | 研究生院 | 2021-09-30 阅读:58
  • 校长杨宗科应邀在“山东社科论坛——习近平法治思想学术研讨会”上作主旨报告

    9月24日,山东社科论坛——习近平法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青岛举行。会议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校长杨宗科应邀参加论坛,并在线上作主旨报告。 杨宗科教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建设规划理论”为题,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建设规划理论的形成过程、核心要义、运行机制,及其法治学意义等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的阐释,重点阐明了法治建设规划理论的法治学意义。他讲到,法治建设规划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中国法学研究从法律主题向法治主题转换,提出法治规划新理论,开创法治学科新领域,指导法治规划新学科,丰富了法治学学科体系。杨宗科教授的主旨报告获得与会专家的好评。 本次会议由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东大学、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承办。 (供稿:党政办公室)

    学术会议 | 党政办公室 | 2021-09-27 阅读:191
  • 反恐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召开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讨会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高地,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9月15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与实践——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术研讨会”在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会议室召开。学院十余位专家学者及全体民族法学专业研究生参加研讨会。参会人员畅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心得体会,结合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陆航应邀出席会议。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古丽那尔副教授主持研讨会。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穆兴天教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基础》为题进行主旨发言。穆兴天表示,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论断,真正深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核——民族意识。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更是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线,引导各民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使之成为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以此为基础最终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穆兴天谈到,要通过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以及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发生机理、现实状况等问题,牢牢把握解读中华民族历史的话语权,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奠定牢固基础。要建设好《中国民族学概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课程,在学生中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担当起服务社会的大任,实现成果转化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助力于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基础。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院长舒洪水结合国家安全学科相关内容进行交流发言。舒洪水谈到,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着力培养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干部,以文化认同增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不断增强的民族团结进步伟力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王英副教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襄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为题,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进行了解读。她表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民族团结之本、维护国家统一之基、共筑中国梦之力。进入新时代,要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重要任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再创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明确指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这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西藏宗教工作的根本遵循。”何杰峰副教授以《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西藏经验》为题,以扎实推进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中国化、西藏自治区各市县主要寺庙僧众发挥藏传佛教中国化建设主体性作用、社会相关部门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不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等为主要内容,对藏传佛教中国化西藏经验进行凝练总结。 闫德华博士、马亮博士、才让卓玛博士、斯琴博士、胡曼博士分别以《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思考》《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涉民族因素意识形态问题》《加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型社会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题,进行交流发言。 与会师生纷纷表述,要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灿烂的未来。 【供稿:反恐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  通讯员  张佼】

    学术会议 | 反恐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 | 2021-09-16 阅读:369
  • 碳中和法律研究中心成立暨首届碳达峰、碳中和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举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8月28日上午,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碳中和法律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首届碳达峰、碳中和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长安校区诚意楼举行。会议由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经济法学院、《法律科学》编辑部、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联合主办。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贵州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沣东新城管委会、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鸿舟集团等30名业内外专家学者,以及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近百名师生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参加会议。 研究中心由《法律科学》杂志主编杨建军任主任,武汉大学秦天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利红、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王莹莹、倪楠教授等8人任副主任,王继恒、郝少英、陈娟丽、丁岩林等15人获聘研究员,北京市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等五家单位为协同单位。 成立仪式后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第一阶段由倪楠教授主持。秦天宝教授、高利红教授、鸿舟集团副总裁阳彦字、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皓、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赵哲分别以《整体系统观下双碳目标法治保障的法理和构造》《气候诉讼的类型及其对关键法律概念的影响》《双碳战略及其技术解读》《双碳背景下法律服务业务的拓展》《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为题做了主题演讲。 专题研讨阶段共分为两个单元,分别由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王莹莹,《法律科学》编辑肖新喜主持,来自校内外10余名专家学者做专题发言,并展开学术讨论和成果分享。 该中心的成立将充分发挥智库优势,不断探索跨学科合作,对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难点、争议点的法学问题展开研究,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学术会议 | 经济法学院 | 2021-08-31 阅读:562
  • 【民主与法制周刊】谢觉哉: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汪世荣)

    《红色法律专家》系列报道之二 谢觉哉: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 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法学的开拓者、人民代表大会创造者、人民政权建设者。谢觉哉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为共和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育有5子2女,除长女谢宏生前是财政部一位处长外,其余都是普通的干部、职工。夫人王定国,被称为百岁女红军,晚年发起并成立王定国扶贫基金会。长子谢飘退休前在原国家外贸部工作,退休后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担任王定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2021年7月14日,在《民主与法制》周刊谭则章的陪同下,笔者采访了谢飘先生。从早上10:30至中午13:30,三个多小时的访谈,82岁的谢飘老人深情回忆了谢觉哉生活、工作中的细节和轶事以及为党为国呕心沥血的奋斗历程。谢觉哉是人民的好公仆、好法官,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和建设事业。谢觉哉民主法治思想对人民政权建设、人民司法建设,产生过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今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孜孜不倦勤勉尽责为人称道 谢觉哉(1884-1971),名维鋆、字焕南、别号觉斋。清宁乡县九都沙田兰馥冲(今湖南省宁乡市沙田乡堆子村)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父母兄弟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姜氏经常给他讲惩恶扬善的故事,“应该做好人”“为人办好事”,良好的家庭教育深植心灵。在堆子山兰馥冲“谢觉哉故居”,保留有谢氏家族的祖训家规,包括了为人处世的准则:爱祖国、孝父母、敬长辈、睦族邻、为友恭、重育人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谢觉哉与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并称“宁乡四髯”。陕甘宁边区时期,谢觉哉与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并称“延安五老”。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谢觉哉考取秀才。宣统三年(1911),考入湖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先后在云山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走上革命道路。曾协助毛泽东、何叔衡举办平民夜校、工人夜校。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开始更多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进步刊物。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实行国共合作。同年,谢觉哉加入国民党。先后主编《湖南半月刊》《湖南农民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国在这十年内若不振兴,必至亡国,说不定至于灭种,万不能在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滞。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表明谢觉哉从事革命工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情感真挚。1931年谢觉哉在湘鄂西苏区工作,1934年后调中央苏区,任毛泽东的秘书,后当选为中央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1934年,谢觉哉与董必武、徐特立等一起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他老当益壮,以苦为乐,经常给战士们讲故事、说笑话,鼓舞大家奋勇向前。经过367天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因为镇上只有11户人家,无法满足七千人住宿,红军将士们大都露宿野外麦地。谢觉哉回忆当时情景与感受,吟诗一首:“露天麦地覆锦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 长征到达陕北后,谢觉哉历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计委员会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驻兰州代表。1938年9月回到延安,先后担任西北区中央局副书记、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参议会副议长、党团书记。他在《参议会发言提纲》中,建议把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使代议制的咨询机关转变成为权力机关,要求“运用民主到人民大众的各个生活部分去”,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毛泽东回信说:“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从而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国根本性的民主制度。1946年,谢觉哉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起草宪法、刑法、民法等法律。“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的诗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定位内务部的工作是:“上为中央排忧,下为群众解愁。”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4年,谢觉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病逝,终年87岁。生前著述颇丰,已经整理出版的有《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杂文选》《谢觉哉诗词选》《不惑集》《一得书》《谢觉哉书信集》等。 推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成就斐然 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机关由瓦窑堡迁到宝安县(今志丹县),作为办事处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参与领导县、乡两级政府的民主选举。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成立后,谢觉哉长期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民主选举过程中,结合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情况,他创造了“投豆子选举法”“香头烧纸选举法”,使不识字的农民都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民主政治的作用,提高群众的思想观念。1941年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编辑出版的《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收录了宣传、普及民主政治、民主观念的民歌,包括《选举要认真》(顺天游调):“田禾儿青青忙锄草,选举个代表也重要。不要说选举不关你,坏蛋当选人人都受欺。选举票上面要认真,好人坏蛋细分清。众人当中挑出能干的汉,大家的事情交他办。众人当中选个女代表,男女平等要做到。”《选举小调》:“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是为了老百姓。咱们要选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耍私情。选举不分什么人,男女贫富都平等。自己来管自己事,不许任何人贪污欺压老百姓。”歌曲尤其是民歌的哼唱,无需识字为条件。针对陕北人民流行民歌的地方特点,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填词、谱曲,口耳相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民主政治成为陕甘宁边区人民讴歌的对象:“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就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意义,谢飘先生指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是数千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手,按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的创举!” 民主政治极大激发了解放区人民的政治热情,调动了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民主政府及其形成的“十个没有”(1940年,毛泽东主席在群众集会发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演讲,指出:“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表明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与国统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针对历史上“苛政猛于虎”的教训,谢觉哉关照边区群众的实际生活,主张边区政府务实的作风,被有些人批评为“施仁政”。但他坚持倡导边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关心边区群众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对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谢觉哉所强调的“人民政府”服务人民的思想,也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努力的方向。 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是谢觉哉工作生活的写照。他给家乡的儿子们写信描述自己的生活:“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教育子女要做“有用”的人,不是“做官”而是对国家、对人民做有益的工作,要求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谢觉哉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先后于1957年、1960年和1961年三次回到宁乡视察,对地方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批评和建议。例如,看到森林被破坏,提倡植树造林,要树立爱小树如爱小孩儿、爱大树如爱老人的思想。看到一条河上的石桥久毁未修,而通往他家的小路,却扩建成公路,极不高兴地说:“为我一人修路,何不替群众搭桥!”看到妇女参加集体劳动,喂奶要扣工分,建议生产队的管理要改革,以照顾妇女的特点。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的要求,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 谢觉哉生活简朴,平易近人,有写日记的习惯,时常长久伏案工作。谢飘回忆道:“记忆中,父亲整天埋头写作。而且,母亲下地干活儿,父亲左右腿上各放一个孩子,边哄孩子边写作。记得有一次父亲骑马回家了,我要骑马玩,父亲就把我放在马背上,牵着缰绳在院子里转。忽然间,他想起了什么事,需要记录,就放开缰绳去了书房。马离开院子,越过水沟,将我从马上甩下,掉在水沟里,磕破了额头。后被大人们发现救起,按照当地的土方,挤点大人的奶水,往磕破的地方涂抹一下,就算进行了治疗。”谢觉哉日记详细、具体,记录了诸多重大事件,成为党史研究重要的珍贵史料。例如,关于描写陕甘宁边区自治制度的《张家仡佬村村民公约》,就能反映当时村民自治取得的巨大成就:“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不吃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多上粪,仔细搂,人畜变工,大家方便;秋地翻,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夏田;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木树,不准糟践;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抗工属,优待遍,吃的又饱,穿的又暖;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公约不仅明确了其作为村民守则的性质,列举了具体、详尽的村民行为规范内容,而且对村规民约独特的实施方式作出了说明。 参与立法活动 领导人民法院工作 探索人民司法道路 1945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谢觉哉为负责人,进行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全文共分5个部分、24条,规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政权组织形式和各项基本政策。文中规定: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为人民管理机关,人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及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各级代表,组成代表会议,各级代表会议选举同级政府,政府向同级代表会议负责。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 谢觉哉作为中央法律问题研究会的主任委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观点:“中国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合情合理,即是好法。”“新的法律,不只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形式也不能为旧的形式所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够了解。”1948年8月,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谢觉哉担任政府委员、司法部部长,开办司法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司法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夕,接收北平后,将原朝阳大学改为中国政法大学,谢觉哉兼任校长,为全国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 1959年,75岁的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上任后,有人相劝:“谢老,您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挂个名算了。”谢觉哉回答:“法院的工作是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是极其严肃的工作,杀一个人是容易的,而不错杀一个人就不容易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能靠名吃饭的,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多务实。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我怎么得了呀!”他还强调:“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了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谢觉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能够强调“不错杀一个人”“对人民负责”,无形中为人民法院的工作确立了严格的标准。 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谢觉哉先后视察了18个省、自治区的71个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中国古代就有上级官员到所辖监狱进行录囚的传统,深入监所,发现冤情,重新审理,予以平反。谢觉哉往往通过调卷审阅的方式,对有些案件提出疑问,经过进一步调查,使案情水落石出,查明事实,平反冤案。例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报的一起死刑核准案件,案情是:老百姓遭灾,没有粮食吃,上山捡蘑菇充饥。有一地主成分的妇女捡得的蘑菇最多,交给大食堂。当天,她在食堂烧火,参与做饭。蘑菇煮熟后,大伙抢着吃,她却不吃。结果,一些吃蘑菇的社员中了毒。大家怀疑是她搞鬼,抓起来移送司法机关。司法机关认为她是地主的老婆,自己又没有吃蘑菇,是在进行阶级报复,经过层层审批,判处死刑,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对于这样的案件,谢觉哉很快就发现了疑点:虽然该妇女自己没有吃野蘑菇,但烧火做饭,始终没有离开现场,这与一般的投毒案件嫌疑人试图千方百计隐匿明显不同。而且,既然是食用了野蘑菇中毒,是否误食?该妇女仅仅在烧火,洗菜、做饭还有多人参加。现实中,因为乡民采摘野蘑菇食用,中毒的事件并不少见。该妇女是否认识野蘑菇?作案的动机如何?如此等等,案卷都没有说明。案件发回重审后,查明:这个妇女的确不会辨认蘑菇有毒无毒,她在食堂里只烧火不吃饭,是因为已经在家里吃过了。法院于是撤销此案,将她释放。 司法工作中如何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谢觉哉作出了示范。他到陕西调研,平反了“王为业反革命案”。该案的案情是:某县法院认为,王为业趁整风之机,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全国人大写了十几份信,谩骂领袖,攻击党的政策,判处10年有期徒刑。王不服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判决过轻,改判20年。他抗拒改造,又加刑4年。王为业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了控诉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将其改判为死刑。谢觉哉认为:“人民群众对公社化、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这有什么罪?”他建议有关法院对此案重审。当时有人怕重审此案犯右倾错误,顾虑较大,谢觉哉说:“如果不重审,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后人翻看案卷时,会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社会?写信都有罪,上诉还加刑,这可怎么得了?”王为业终于无罪释放。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不让有关人员受连累,他特地在案卷上注明:“此案是谢觉哉改的!”谢觉哉以实际行动表明,司法人员只有勇于担当,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终作出公正的判决。 谢觉哉一生光明磊落。对于当年敏感的潘汉年案,他向最高人民法院承办该案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司法人员虽然无奈,但也保持了应有的职业操守。谢觉哉晚年自咏诗云:“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辛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可谓荡气回肠,展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作者汪世荣,系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校长助理、法治学院教授,该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基层社会法律治理创新团队成果)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28期

    科研成果 | 民主与法制周刊 | 2021-08-17 阅读:196
  • 【民主与法制周刊】马锡五:平民法官“马青天”(马成)

    《红色法律专家》系列报道之八 马锡五:平民法官“马青天” 马锡五(1899—1962),本名马文章,陕西省志丹县人。1930年,他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红色游击队。1933年,习仲勋和张策等在南梁领导开辟革命根据地,马锡五负责军需工作,战乱年代全部物资都是马锡五一人经手,被刘志丹称为“红军中的大能人”。1935年,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任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马锡五任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各分区设立高等法院分庭,由各分区专员兼任分庭庭长,时任陇东分区专员的马锡五把这个兼职实实在在地做起来,不单抓生产、管政务,还亲自断案。其夫人李春霖(1909-1993)系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夫妻二人共同生养三名子女:长女马小林(1942年出生)、儿子马秦宁(1944年出生)、小女马延林(1949年出生)。 1943年,毛泽东同志曾题字:“马锡五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马锡五从出身贫寒的农民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传奇经历,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注重以调解方式处理民间纠纷,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案方法,成为司法战线上有杰出建树的领导者和开拓者,为中国革命和党的群众路线、司法路线建立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办案中的许多做法,已经成为人民司法事业最可宝贵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马青天”。 人民公仆:甘当“农民佬”不当“地方官” 马锡五出身于贫农家庭,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革命干部,他熟知地方民情、百姓疾苦,也熟稔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方式。马锡五虽是陇东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他和国民党的专员可不一样。他从不坐在城中的办公楼里等着看案件的卷宗,要想找到他,必须到田间地头去,因为扛着镢头下乡,才是“马专员”的工作风格。 在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马锡五总是深入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在和群众聊天、劳作中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他的法庭常常设在案发地点,哪里有案子,他就到哪里向当事人直接取证。 有一次,马锡五参与西北行的调研,途经六盘山时,看到当地村庄破落,群众吃不饱,没衣服穿。他当即要求停留在村子里,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一边访贫问苦。他握着地区领导的手沉痛地说: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老百姓生活还不如当年老区了,要善待百姓啊!要帮助群众尽快尽早脱离贫困。为表示心意,他让秘书把他当月三百多元的工资,分发给那些贫困的群众,帮助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些困难。 不仅如此,马锡五还从小教育孩子不能特殊,要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让孩子住在农村农民家里,多多向农场的工人学习农业知识与参加劳动。 马锡五经常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到基层调研,了解民情。他坚持走出衙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民意,把政府法令、群众意见和民间习俗结合起来,不以“钦差大臣”的态度发号施令,不板面孔、不摆架子、不当“官”和“老爷”。 有一次,马锡五到安徽蚌埠检查基层法院工作,他以最高法院普通工作人员“马文章”的身份到了蚌埠法院,传达室说招待所已住满。于是,他就住在法院传达室人员休息的房间里。 时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在《贯彻司法工作正确方向》的讲话中,结合“马锡五审判方式”,总结了边区司法工作的新经验。他指出:“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是见惯了的。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仍然是‘断官司’‘过堂’,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当一方有意见,有冤屈向你上诉时,应该细心地听,等到他讲完了,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慢慢地向他解释。” “马锡五审判方式”坚持实事求是、采用谈话方式、重在询问查证、调解和就地审判。这也是其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在解放区广泛推广,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影响我国民事诉讼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新时代价值的精髓。 马锡五曾经说:“当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三个农民佬,胜过地方官。”他把党的群众路线方针贯穿到自己的工作中,在调查时善于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得以最大限度地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在切实了解案件本身情况的同时,他还广泛听取广大群众对案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供审判时加以斟酌,既保证了案件审理的正确性,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他摒弃坐堂问案的审判作风,诉讼手续简便易行,不拘形式,方便群众诉讼,充分体现“人民公仆”的本色。马锡五定期巡视所属各县,他为人随和,没有架子,不管早晨晚上、地头河边,随时随地同群众谈话,了解案情,受理案件。审理封捧儿案时,就是在一棵大树下。 马锡五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的最大特点是群众观点强,同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他常说:“走群众路线最主要的是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如果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听不进刺耳的话,还有什么民主,还说什么群众路线。” 马锡五的儿子马秦宁接受采访时说:“父亲常说,‘苍天在上,人民为大。’‘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事情,一定要认真了解’。” 司法公正:“放羊倌”成了“马青天” 马锡五从小就在家务农,替村里的富户放羊。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下级干部密切合作,悉心倾听群众意见,依靠娴熟的群众工作方法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支持,此后巧断了许多积案、冤案、无头案,深得群众的信赖。由于各种封建陋习仍然根深蒂固,群众受教育程度不高,对边区政府颁布的法律条例理解不够充分。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在审理诉讼案件时必须深入到群众当中,宣传党的政策,解释相关法律条文,倾听群众意见,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司法程序当中,为处理各种案件打实群众基础。 封捧儿与张柏一道长大定了娃娃亲,封彦贵看到女儿与张家的婚事将近,开始后悔当初订婚时没有收彩礼,便以当时的“婚姻自主”为借口,提出与张家解除婚约,私下将女儿许配给城壕南塬的张宪芝之子,并收取了法币2400元、银洋48块的彩礼。 1943年5月9日,封捧儿找到庆阳马锡五家,要状告自己的父亲。听完陈情,马锡五对她说:“真正自由自主的婚姻是不能废除的。你做得对,为边区妇女废除封建包办婚姻带了个好头,政府是会支持你的。” 1943年7月1日,马锡五在华池县政府外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重审封捧儿婚姻案:封捧儿与张柏的婚姻有效。封父包办买卖女儿婚姻,判处苦役三个月,没收彩礼所得。参与抢婚的张家人判有期徒刑、苦役三个月至两年半不等。事后,马锡五考虑到事出有因,又向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请求减轻刑罚,以假释、缓刑将人都放回了家去。公开宣判封捧儿婚姻案,充分显示了抗日民主政府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让当事人和广大群众心服口服。 1945年秋天,陇东专署的干部在农场秋收刨洋芋,有几个服刑人员做帮手。马锡五担着一担洋芋下山,服刑人员苏发云抢过扁担挑在肩上,向他说起自己的冤屈。原来苏发云卷入了一起杀人案,他与被害者孙某有过矛盾,又被目击与被害者同行,且苏家的炕上、地下与斧头上都有血迹,县司法处便以杀人嫌疑将苏家三兄弟逮捕。秋收结束后,马锡五重调了此案的卷宗,带着干部下乡去核对材料与证据。“结果证明:苏发云家离杀人现场有二十多里,如果是在苏家杀死的,以时间计算不可能把尸体移送这样远;其次,苏发云与被害人孙某同行和以后分路都有人证明;此外,查明苏家炕上的血是产妇生孩子的血,地下的血是苏家有人流的鼻血,斧头上的血是杀羊时糊的血。而孙某的被害,查明是一拐骗犯杜老五所为……苏发云兄弟三人无罪释放。” 马锡五是极重证据的人,屡次批评“坏审判作风”:主观臆断、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轻信口供不重证据。他曾写文道:“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对证事实,综合研究,然后引证法律,作出无可置疑的判决。” 1944年6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普及调解、总结判案、清理监所指示信》中指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是与调解结合的,这是一个大原则,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大原则。”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深入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马锡五审判方式真正做到了公开公正司法,维护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锡五走上司法审判道路时已经是陇东行署专员,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领导,属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马锡五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案情,符合中国百姓传统的清官喜欢微服私访的良好愿望,深入了解联系群众也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工作要求,因此为马锡五赢得了“马青天”的美誉。 1962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谢觉哉同志为悼念马锡五写的挽诗,挽诗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马锡五的赞颂和怀念:“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多少人民叫你‘马青天’。你一些好的判例并未完全搜辑,《刘巧儿》只是个小小的流传。病,夺去了你的生命,你的品质、智慧、作风,永远留在同志们的心田。” 深入调查:昔日“衙门”变“民门” 马锡五带着通信员去庆阳县桐川乡检查工作。 马锡五进村后,就找人拉家常,他牵着马,一路走,一路同群众交谈。他关切地询问群众的生产、生活和一切群众关心的事情。结果,在同群众的聊天中,他得知了一件可疑的事情。 有一个姓杨的木匠,为人忠厚老实。一年前,杨木匠姓赖的媳妇突然告诉乡亲们说,杨木匠跟一个朋友合伙到西峰卖毛驴去了。几天后,杨木匠的媳妇又拿了一封丈夫写来的回信说,杨木匠自己已在国民党军队当了兵。不久,她就和一个外乡来的年轻人结了婚,过起了夫妻生活。马锡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感到此事疑点重重:一是杨木匠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严禁将毛驴卖出去,卖毛驴是件犯法的事情,违者要受到政府的处罚,为什么会做犯法的事情?二是姓赖的媳妇得知丈夫当了国民党兵,为什么不叫人去找,还要同别人结婚?又想到在一孔破窑洞前,发现了一个怪现象:一群乌鸦,聚在那孔破窑洞的周围乱叫。他知道乌鸦这种鸟喜欢吃腐尸烂肉,而且对人或动物的尸体气味比较敏感,田野里只要有了死老鼠、死狗、死猫之类的东西,一定会引来成群结队的乌鸦,有时在新坟的周围,也会出现乌鸦聚会的场景。由此推断,那个破窑洞的枯井里一定埋了什么,说不定就是那个杨木匠的尸体! 为了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马锡五不动声色地叫来几个乡亲,拿着铁锨镢头,到村外那个破窑洞的枯井中挖了起来。挖了不到三尺深,下面出现了一些软绵绵的胡麻柴。当乡亲们扒开胡麻柴后,不禁吃了一惊:井里竟然藏着一个男人尸体。乡亲们仔细辨认,正是一年前失踪的杨木匠。 马锡五立即将那个姓赖的媳妇抓来审问。那女人一见杨木匠的死尸,顿时吓瘫在地,供认自己通奸并伙同奸夫谋杀杨木匠的事实,一件疑案终于真相大白了。 后来,陇东分区法庭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处奸夫死刑,给那个姓赖的媳妇判了个无期徒刑。杨庄的乡亲们见马锡五查清了疑案,为死者申了冤、报了仇,感恩不尽。 1944年8月至9月,马锡五在陇东镇原、曲子、环县3县巡视检察司法工作时,采用就地和巡回审判方式,客观、民主、公正地解决了6个案件。在处理镇原县新集二区余家湾的土地纠纷案时,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坚持以法律为原则,对案件客观公正地作出判决,使这场拖延多年的纠纷迅速得到圆满解决。在曲子县视察工作时,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临现场勘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纠正了曲子县司法处错判的苏发云“谋财杀人案”,使这个疑难案件最终真相大白。 在马锡五这种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影响下,陇东的司法干部调查研究蔚然成风,改变了以往以坐堂问案为主的审判方式,审判人员走出法庭亲赴诉讼争议地点,依靠群众就地审判。审判方式和作风焕然一新,解决了一大批遗留多年的案件。 习仲勋指出,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要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的决心。这些讲话,既是对边区司法工作的总结,也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推广。 1944年1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诉讼手续必须力求简便,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解放日报》发表题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的社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被总结为三点:第一,它是深入调查的。第二,它是在坚持原则、坚持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的,是善于经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的。第三,它的诉讼手续是简单轻便的,审判方法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的。 1945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刊发的《新民主主义司法》一文中,马锡五审判方式被总结为八点:(一)走出窑洞到出事地点解决纠纷;(二)深入群众,多方调查研究;(三)坚持原则,掌握政策法令;(四)请有威信的群众做说服调解工作;(五)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征询其意见;(六)邀集有关的人到场评理,共同断案;(七)审案不拘时间地点,不影响群众生产;(八)态度恳切,使双方乐于接受审判。 1949年,马锡五面对延安大学学生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提问,他的回答是:第一,尊重群众意见。而针对民事和刑事案的区别,对群众意见的采纳程度是不同的:“对刑事案件是十分慎重的,对民事案件则是尽量采纳的。”第二,就地审理。一个推事,一个书记,带上笔墨案牍,走到任何一个乡村,便可以就地开庭了。但对于重大且案情复杂的案子,还是不采用这种方式,必须在法院中进行较精密的处理。第三,定期巡回审判。 马锡五一刻也不离开群众,从一位民族主义者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这种公心和正义感也体现在马锡五后来的司法审判活动中。马锡五审判方式全面、深入、客观地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以公平和正义的方式,为旧日中国人民在黑暗之中点亮了一盏灯,缓释了部分矛盾,让民众有了盼头、有了希望、有了主心骨。 谢觉哉曾评价马锡五:“你做司法工作:能深入、能显出;既细致、又自然……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这不仅是对马锡五个人的褒扬,也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重要特点的高度概括。 (作者系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研究生院副院长、法治学院教授,该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基层社会法律治理创新团队成果;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教改重点项目XJY201803“红色基因融入本科实践教学的探索”成果)

    科研成果 | 民主与法制周刊 | 2021-08-17 阅读:140
  • 人权研究中心举办第七期“公法与人权”讲坛

    7月2日晚,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协办的“公法与人权”讲坛第七期在雁塔校区举办。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郝铁川教授主讲《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两大目标八大挑战及十大应对措施》。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严存生教授主持,《法律科学》编辑部何柏生编审、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王斌通博士与谈。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第六学生党支部全体研究生党员,中国最大赌博投注网站部分教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等50余人参与本次讲坛。 何柏生教授谈到,郝教授从经济角度谈法治建设,具有创新性和学术性,给人启迪。王斌通博士谈到,郝教授的讲座实现了政治话语的学术性转化,尤其注重宏观问题的把握与微观问题的化解相结合,令人受益匪浅。 严存生教授最后总结到,在构建法治国家的一系列指标设置中,可以将中国的古代法治观念和法治传统文化考量进去,寻找源头,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色,进而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讲座报告 | 人权研究中心 | 2021-07-09 阅读: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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